六、法律和法理角度的思考
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史无先例的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一个法律和实际运作体系，只可能是和现有所有经济学理论和法律体系不相符的一个体系。显然，它不符合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企业理论，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理论。相对来说，它比较最符合实质主义的小农经济和小农社区理论，虽然也与其有一定的不同。它之所以最符合实质主义理论首先是因为它的主体仍然是历来的小农户而不是自由主义理论中的资本主义农场主或农场工人，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计划经济下的工厂化大型国有和集体农场。它当然也与基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形式法理体系不同，也与马克思主义预期和反对的雇工资本主义农场不同。它的主体是比较独特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具有最顽强生命力的小农户和由其组成的农村社区。
中国近几十年以来的“三农”问题的部分肇因正是来自对以上基本实际的一些关键性错误认识：采用的法律和组织方案多是引进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方案。最突出的例子乃是2003年之后连续16年特别突出的，要国家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大户和成规模的所谓“家庭农场”，以及2006年颁布的“专业合作社法（2017年修订），完全模仿美国的企业化农场和以专业而非农村社区为主的合作社法。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缺乏紧密组合的农村社区的美国，以及一切以资本主义企业化组织为主的美国型合作社框架下，近几十年已经完全从原先的为小家庭农场服务的合作社理念，转化为主要是公司化、企业化的实体。一切以资本为主，要么是投资份额，要么是营业比例为盈利分配的标准，完全丢失原先为小农场提供合作化服务的旨意，完全融进一切以私有资本和其营业额为基本组织宗旨的宏观经济体系。
试图将那样的资本主义的、不符中国国情的模式当作典范，难怪结果导致众多源自理论不附实际的后果，包括众多“假”合作社的现像，基本无顾小农农户。其所采纳的典范一开始便被不符实际地设定为美国，而其实际运作则在中国被体现为尽可能争得（如今已经成为乡村基层最主要的资金来源的）国家资助，用各种各样的名目来将自己虚拟为“合作”机构，为的是获得国家下拨的资金以及税收优惠（有的当然还附带着官场的灰色收入）。迟早，中国需要根本性地重新考虑其这方面的政策，不是要完全撤回之前的进路和其所积累的一些有限成效，而是要采纳另一种，基于农民和其社区主体性和合作性的，可以带有村民广泛由下而上参与的、真正是中国式的合作社。
七、全球化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乡村振兴
笔者过去已经详细论证，在当代之前的中国农村中，城乡贸易实际上十分有限，主要是单向的，由农村输出优质农产品（最主要的是优质粮食和棉花-纱-布以及肉禽鱼）给城市，农村从城镇购买的仅是一些很有限的必须小产品，如糖、盐，食油、酱油、火油等，在其购买产品的总价值中才占到10%-20%。其所购买的主要物品乃是粮食和棉纱棉布，占到其所有购买品的大宗，共约80%。以上是满铁在1930年代后期对华北和江南地区村庄的详细精准实地调查所证明的情况（黄宗智2014b[1992]：77-92页，尤见表5.4、6.2、6.3、6.4、6.6；亦见黄宗智，2020；黄宗智2020a）这些事实所说明的是，农村的商品经济的组成中最主要是余粮农户和余棉农户间的交换，一如中国一整代的优秀经济史大家们（特别是来自工商管理部门的吴承明）所详细论证。(徐涤新、吴承明主编，1985）
那就和亚当·斯密观察到和总结的18世纪英国的蓬勃发展的城乡双向贸易十分不同。斯密观察到的农村正处于其18世纪农业革命后期——在一个世纪中，农业总产在农业劳动力人数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了约一倍；同时，现代型的制造业也已经兴起。经济史研究者已经根据大量的遗嘱记录而证明，当时的英国的农村相当广泛从城市购买产品，诸如镜子、油画、书籍、钟表、台布及银器等（Weatherhill 1993:尤见219-220页，表10.2及10.4），说明农村食品和城镇制造品间的双向交易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那正是斯密概括的（不仅是地区和国家间的，也是城乡间的）平等互利双向贸易的经验基础。从那样的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英国来看，中国同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的市场，乃是个“畸形”单向的市场经济。那主要是由于其乡村的贫穷，未曾经历英国那样的农业革命。在中国所见的主要是，相反的越来越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单向贸易），后来成为中国革命所至为关心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
难怪，中国并没有进入斯密基于（国内）城乡贸易（和地区与国际间的贸易）所概括出的两个根本性演变和原理：如果甲地（由于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能以较低的成本生产产品“甲”，而乙地则能同样生产“乙“产品，两地交换无疑是对双方都有利的。多边的贸易当然更加如此。在这个基本洞见之上，斯密更概括出，如此的贸易将会推进社会分工，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大规模上升（其所开宗明义引用的乃是：由单一个人生产一根针，可能一天都达不到一根；但由十个人分工合作，一天足可生产48，000枚针——那是他观察到的实际，当然也是新興城镇制造业的至为原始的实例和概括。（Smith1976[1776]）但那样的变化完全没有在18世纪中国出现，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基本如此。（黄宗智2014b[1992]、2020a；亦见黄宗智，2020）
如今，中国的小农经济当然不再简单是个前工业化的经济体系，也不再是其帝国晚期单向城乡贸易体系下的、生活于生存边界的小农，而是一个越来越与城市商品/市场紧密相连的小农。现在不仅有相当部分的农产品进入城市的大市场，也有一定比例的城镇产品被农村人民消费。笔者已经详细论证1980年代以来的“新农业”革命的兴起，有许许多多小农户从相对低值的农业生产转入“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高附加值新农业——主要是肉禽鱼和高档高值菜果的生产，到2010年已经占到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3（耕地的1/3），一定程度上形成一个“隐性农业革命”。之所以说“隐性”，是因为它不像过去的农业革命主要来自某几种产品的生产率的提高，而是来自全国（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人们食品消费的转型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黄宗智2016a；黄宗智2010）。伴随那样的演变而来的是农村人民收入一定幅度的提高（虽然仍然相去城镇水平较远），以及一定程度的更多城市产品的消费。
未来这些方面显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高附加值农业中的菜果占到总耕地面积的18.9%，和农产品总产值的26.7%，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但是，相比美国的高值菜果农业，则相形见绌，后者仅用总耕地面积的3.6%来生产农业总产值的足足36.8%。中国的菜果产值对其所使用的耕地面积比例才141%，美国则达到1022%，相比之下，中国的菜果农业所占经济地位显然还去之很远，还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黄宗智2020a: 331; Macdonald et al. 2013:表1）此外，中国的有机农业虽然已经占到全球市场总额的6%，但相比美国的47%和欧盟的37%， 同样还去之很远，同样仍然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刘石2018）
同时，农村也越来越多消费城市的工业产品。根据最新的2016年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得出的数据，如今中国能用手机上网的农户占比48%，用电脑上网的32%，也显然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中国农村拥有私人小汽车的农户占比24.8%，相比美国每100人便有77辆汽车，当然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8：表4-7）
此外，彩电、冰箱和各种各样城市家电产品，也都仍然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这就和当代之前的农村十分不同:之前的商品化主要是单向的由城市从农村榨取优质消费品（高档棉花和蚕丝产品；高档肉禽鱼；细粮）；但如今（改革以来）则不然，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城乡双向贸易。此外，目前仍然仅有不到一半（47.5%）的行政村具有超过50平方米面积的商店或“小超市”（同上：表3-6），而且，在所有的行政村中，仅25.1%具有电子商务配送站点（同上：表3-2）。电子商业当然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往前看未来，一方面，小农户仍然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小农户将面对越来越多样的城市和全球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产品。正因为如此，它需要我们在实施和理论层面上不断地试图形成新的设想和概括，不能限于现有的理论，也不能局限于任何历史经验的先例，而是需要，一方面是脚踏实地的历史视野，另一方面是关于未来的远大设想；一方面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农村社区传承，另一方面是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包括与中国比较相似而又有一定不同的“东亚”经验）；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独特经验和理论，另一方面是外国的经验和理论。笔者已经论证，采用东亚模式的为农户提供现代化的纵向一体化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社能够帮助农村更好地连接大市场，保留更高比例的农产品的价值，进而缩小农村与城市，农户与市民间的显著差别。它也会维护和振兴中国的农村社区。
中国应采用“一带一路”倡议的，凭借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国际间的平等互利贸易，借以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将那样的远大愿想用之于中国自身，来推进城乡双向平等互利贸易。譬如，目前中国的道路体系基本仍然只通达行政村（村委所在地），未能渗透自然村（村小组在地）和农户农家，如果能做到（自然）村村户户通路的话，将会促进农村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并缩小城乡差别（亦见黄宗智，2020），使农民能够购买更多的城镇产品，同时又推进农村生产更多、更高值的农产品，包括出口产品。毋庸说，那样的农村振兴也将会为中国的制造业和信息产业创建更大更宽广的国内市场、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八、超越性的愿想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在经历了五个多世纪的演变中之后，已经与传统资本主义迥然不同。它从原来为了扩大自身与别的新興民族国家竞争和战争中的国力而兴起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转化为后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但偏偏又将其虚构为意识形态化的自由主义理念中的无为国家和个人权利最大化。其中的悖论矛盾实际早已被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系统和细致地批评，其洞见后来更成为俄国、中国和越南等国家革命的指导思想。同时，资本主义本身也在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被改革为一个相当高度福利化的体系。但是，再其后，在资本主义体系于1970年代再次出现经济危机（滞涨）之后，古典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形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推动了大规模的去福利化。并且，资本主义经济逐步转化为一个越来越由一个高度股市化和虚拟化的超巨型股票市场所支配的体系，并凭借全球化而渗透世界每一角落。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美国的超级军事和财政权力的卫护和推广之下，它已经成为一个在全球占到绝对霸权的体系。（黄宗智，2020）
如今，它的运行逻辑已经和过去的几个不同的资本主义演变阶段十分不同。支配全球的数百巨型跨国公司已经不再是旧式的、由有数几百人的大资本家和公司的掌控和支配的无限逐利公司，而是新的更完全去人性化的超巨型股票市场。支配全球的已经不再是有名有性的大资本家个人，而是一个高度数据化和半虚拟化的股票市场。企业管理者不再是个别的大资本家，而是金融工具，特别是股票；企业管理者真正的“老板”已经不再是个别的一个个股东，而是股票/股值和从其衍生的金融产品。它已经成为一个没有面目的股票基金和指数基金，也包括由其衍生的，凭借高杠杆作用的股票市场投机者所组成的广大对冲基金和股票期货等赌博型基金所摆布的体系。正因为如此，其运作逻辑要远比传统资本家更去人性化，与实际管理者和投资者都相去较远，成为一个无人性、人情可言的“客观”“游戏规则”。正因为如此，它要比传统的、过去的资本主义体系更极端无情地无限逐利（譬如，尽可能垄断关乎生死药物的霸权，将其价格尽可能提高，借此来提高其利润率，为的最终是提高其公司股票市值）。伴之而来的是1970年代以来越来愈明显和大规模的去福利化趋势，同时又返回到脱离实际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单一面化、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建构：即市场竞争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不需要考虑到职工福利等无关要紧的措施。（黄宗智，2020）面对那样的一个全球经济和法律体系，中国正在试图走出一条比较独特的道路，初步比较最清晰地体现于其“一带一路”的倡议和愿想。它基本拒绝这样的一个股市霸权下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它要求仅采纳斯密原来的最基本洞见——即平等互利的贸易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能够推进贸易双方或多方的经济发展。也纳入斯密的第二大洞见：即，如此的贸易会推进社会和地区分工以及生产率的提高，促进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进而借鉴中国自身的经验，认为基础设施建设乃至最佳的推进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方法和道路。此外则去掉其余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虚构的意识形态，诸如作为帝国主义说辞的其他方方面面，包括“无为的国家”和“造福全民”等虚构，也包括其越来越去人性化的股票市场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黄宗智，2020）
中国不接纳目前的股市霸权下的资本主义体系，当然也拒绝其前的剥削性帝国主义，和更其前的以国际战争为主要目的的重商主义。它不接纳资本主义的无限逐利逻辑，而要求源自儒家道德观念的“仁”的王道，区别于专横的“霸道”的理念，要求国际间迈向“平等互利”与“不争霸”的“和”价值理念的方向。（黄宗智2020d）如今，更明确提出了“振兴乡村”的“战略规划”，要求在2050年完成其愿想。其目标是实现“仁”治，更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共产党治理理念。也可以说，等于是将农民也纳入一个与其“一带一路”愿想的国际关系的类似框架和道路之中。真正实现的话，应该会导致农村人民收入一定规模的提升、中国的“国内市场”/“内需”的扩大、以及中国经济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可能将为我们展示一个改组目前的全球股市霸权下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道路。
至于对目前仍然掌控全球金融、经济、法律和军事霸权的美国来说，也许最理想的未来乃是重新思考其凶恶的无穷逐利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一面，承继亚当·斯密的两大真正洞见，摆脱霸权追求，更完全地继受其优良的真正自由民主理念传统、探寻造福其自身和全球的大多数人民的道路。在最近四年，前者非常具象地体现于一位无限逐利和极其霸道的特朗普总统，已经促使美国越来越多的明智和进步人士对国家的根本性质和走向的深层反思，而且，其大多数的人民，尤其是新一代的青年，都已经看到深层改革的紧迫必要。对全球的人类来说，最理想的未来愿景是中美双方都在较崇高的道德理念下，协同友好地发展，摆开其相互敌视的一面，真正造福全人类。
*本文载《中国乡村研究》第16辑，2020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