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未来15年，农业小部门化的推动因素将更加多元，农业增长区域分化程度将更加显著，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总量不足、品种分化”格局将更加明显，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将更加突出。应处理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与稳产保供的关系，处理好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优化村落布局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乡村“三新经济”、优化乡村人口结构与扩大农村土地集体产权结构开放性的关系，处理好增加乡村振兴资源要素投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应充分利用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带来的机遇，遵循城镇化和乡村发展规律，以促进农业提档升级、发展乡村“三新”经济和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为主要抓手。    

关键词  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 2035年    

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起点，我国迈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征程的头15年，对乡村能否跟得上国家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在这个阶段，城乡关系将发生更加深刻的转型，乡村的功能作用、产业形态、人口结构、村庄布局等将发生更加深刻的调整。保障这种转型和调整顺利进行，需要对2035年的乡村愿景进行展望，以增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感；需要对未来15年乡村发展的重大结构性趋势性变化进行预判，以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前瞻性；需要对未来15年影响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两难关系进行识别，以找准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需要对未来15年的乡村振兴路径进行勾勒，以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效率。    

一、建设“四高”未来乡村

乡村是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其结构性特征和主体性功能会随着国家现代化的推进而演变。对乡村发展愿景的展望，应当以国家现代化愿景为基本参照。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到2035年我国的发展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从经济和科技实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软实力、人民生活和共同富裕、社会治理格局、生态环境等6个维度展望了届时将要达到的国家现代化情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从经济和科技实力、现代化经济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社会文明程度和文化软实力、绿色生产生活、对外开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区域群体差距、国防和军队、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等9个维度，进一步描绘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锚定国家现代化愿景，2035年的乡村愿景可以概括为“四高”。    

（一）高品质农产品生产空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除口粮外，我国城乡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稳步提高，量的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目前我国居民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水平，已接近饮食结构与我国类似、但现代化程度远超我国的日本和韩国。在未来15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提高农产品品质。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对食品的消费需求将全面转向以质的需求为主。这种质的需求，既体现在食物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对动物性产品的需求增长上，也体现在对食品质量安全的追求上，还体现在对色、香、味等风味特征物质的追求上。另一方面，我国农业竞争力的提高将更多地仰仗农产品品质的改善。面对国内外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倒挂幅度的扩大，在有限的国内支持和边境保护政策空间下，我国农业发展必须更加注重提高产品品质，让消费者愿意为国产农产品付更高价格，走“以高价格覆盖高成本、以高品质支撑高价格”的发展道路。因此，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势必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未来乡村的首要功能是以经济和生态可持续的方式生产出更多的高品质农产品。    

（二）高活力创新创业空间

改革开放前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激活了农业经营活力，乡镇企业的发展激活了农民创业活力。随着改革重心转向城市，我国进入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大量农村储蓄资源流向城市地区，大量优质农业劳动力转向城市就业，大多数有实力的乡镇企业也向城市工业园区集聚。农村的资金、企业家、优质劳动力等创新创业要素向城市转移，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在工业化城镇化的特定历史阶段有其客观必然性。但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地区对创新创业要素的吸引力会逐步增强。随着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逐步成熟，部分外出农民工、城市工商资本返乡入乡发展现代农业的情形在增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渗透和数字化转型，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在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城市综合营商成本的上涨和城市群发展格局的形成，乡村低营商成本、低生活成本的比较优势凸显，那些对大型基础设施依赖度低、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适合线上交流和分布式办公的行业开始向都市周边的乡村布局（曹璐等，2019；卓贤，2020）。未来的乡村，将为创新创业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    

（三）高品质居住生活空间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逐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明显，相对于城镇，农村的生活品质不高。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出发点，就是要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生活品质会大幅跃升。从需求看，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渴望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享受现代文明成果；随着城市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部分城市老龄人口渴望乡村田园式康养生活；随着城市群的发展，部分原先在城市居住生活的人渴望“白天在市区上班、夜晚回乡下居住”的生活模式；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部分城市居民渴望在节假日到乡村休闲度假。从供给看，农村厕所和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城乡交通和通讯联通性、便捷性的提高，将为提高乡村生活品质创造支撑条件。未来的乡村，不仅将成为世居农民的幸福家园，也将为部分城市居民实现田园生活梦想提供依托。    

（四）高颜值生态空间

在过去相当长时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的主要功能集中在提供食品和工业原料农产品、工业品销售市场、工业化资金积累、低成本劳动力、出口创汇。工业化城镇化对乡村的过度攫取，不仅导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而且导致乡村生态系统破坏、环境污染加剧。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和发展理念的转变，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进的后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乡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在未来15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功能将进一步彰显。一方面，城乡居民为乡村洁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碧绿的原野、恬静的风光付费的边际倾向会逐步提高，对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付更高价格的意愿也会越来越强。另一方面，纵向转移支付和横向补偿力度的加大，将为乡村地区的生态建设提供利益激励；对生态环境监管的加强、对破坏行为处罚力度的加大，将为乡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制度约束。通过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未来乡村的生态和环境会越来越好。    

二、未来15年乡村发展的重大结构性、趋势性变化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逐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结构性、趋势性变化。这些结构性、趋势性变化在未来15年将会持续进行。同时，受国家整体现代化水平逐步提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广泛渗透、国际局势深刻演变等力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的结构性、趋势性变化在未来15年将面临新的变数和呈现新的特征。    

（一）农业小部门化的推动因素将更加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019年与1978年相比，第一产业增加值累计增长473%，粮食总产量累计增长117.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9.7倍。尽管如此，农业仍出现“两个比重下降”，即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和第一产业就业在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1978~2019年，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7.7%下降到7.1%，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从70.5%下降到25.1%。同时，农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1979~2012年为4.5%，2013~2019年为3.6%，2020年为3%。这是工业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必然趋势。    

未来15年，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下降必然导致全社会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速相对下降，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和边际产能退出必然导致农业产能提高速度趋于下降，进口依存度上升必然导致国产农产品市场空间趋于收窄。    

第一，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逐步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靠拢，全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将随收入水平提高而继续下降，这决定了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将慢于整体需求的增长。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恩格尔系数为28.2%，与中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下降空间。    

第二，我国农业生产的物质消耗强度已经很高，未来在没有重大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农业生产投入的边际报酬将进一步下降。化肥和农药减量力度加大，重金属污染耕地和地下水超采地区治理推进，耕地轮作休耕制度化常态化，畜牧和水产养殖环保标准提高，地块细碎、耕作不便地区季节性和常年化撂荒面积增加，将促进边际产能逐步退出。    

第三，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劳动用工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民工工资仍将持续上涨，从而推动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加之土地成本上升，农业比较优势将会进一步下降。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倒挂幅度将持续扩大，价差驱动型农产品进口规模将持续扩大，进而挤占国产农产品的市场空间。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面临的进口压力尤为显著。    

在这3种力量的作用下，未来15年我国农业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降，农业小部门化的特征将更加突出。预计“十四五”时期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3%左右，期末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至6.3%左右、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下降至20%左右；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分别年均增长2%和1%左右，2030年和2035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5.8%和5.2%、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15%和10%。    

（二）农业增长区域分化程度将更加显著

受产业结构演进阶段、农业资源禀赋、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等方面差异的影响，我国不同地区间农业增长速度出现明显分化（见图1）。从产业结构演进阶段看，农业增长速度与工业化城镇化水平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过去15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和江苏、浙江等地农业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已于2009年出现农业负增长，此后除个别年份出现过小幅度正增长外，大部分年份均为负增长，而且下降幅度明显。北京2015~2019年间农业连续大幅度负增长。上海、北京的农业已出现明显的系统性萎缩。天津农业近两年也已接近零增长。从农业资源禀赋看，具有较高人均耕地面积、较长光照时间、较高有效积温的地区，农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6~2019年，甘肃、宁夏、新疆农业增长连续14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贵州、广西也表现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势头。从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看，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改革导致部分原先具有较高农业增长速度的地区出现明显下降。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农业增长速度曾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年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甚至跌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内蒙古2014~2019年间、辽宁2014~2018年间、吉林2017~2019年间农业增长速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也已于2019年结束连续13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历史、跌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未来15年，我国农业增长的区域分化程度将进一步扩大，逐步形成4种类型农业区。    

一是萎缩型地区。受农业生产空间被生态空间、城市空间挤占影响，上海、北京的农业增加值不仅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会继续下降，而且其总量也会继续萎缩。天津即将步上海和北京后尘进入农业负增长阶段。    

二是停滞型地区。有些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已经较高、农业结构已有较大调整，继续提升的空间逐步收窄，今后农业增长速度将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趋于停滞。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地是这类地区的代表。    

三是低增长型地区。有些地区的农业比较优势集中在低成长行业和进口增长压力较大行业，如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主产区，在现有基础上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增长，今后农业增长速度也将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是这类地区的代表。    

四是高成长型地区。有些地区由于工业化城镇化程度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农业仍处于较快增长阶段。有些地区则由于其农业比较优势集中在特色果蔬、花卉茶叶、畜禽养殖等具有较高成长性的行业，其高效特色农业发展潜力将长期释放，从而其农业增长速度也将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贵州、甘肃等地是这类地区的代表。需要注意的是广东，尽管其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较高，但由于其农业比较优势集中在具有较高成长性的行业，其农业增长速度不仅明显高于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相似的江苏、浙江、山东，而且最近两年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以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农产品“总量不足、品种分化”格局将更加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普遍大幅度增长。但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与农产品需求增长不同步的影响，我国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长期处于供求失衡局面。这种失衡局面可以概括为4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全面短缺”。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调动、农业连年丰收，但由于基数低，农产品依然普遍短缺。直到1984年获得丰收后，才有所改善。第二种状态是“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1985~1986年、1991~1992年、1999~2002年，我国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在连年丰收后一度出现“卖难”，由此对我国农产品供求状况得出比较乐观的判断。第三种状态是“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矛盾突出”。2011~2016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总量基本平衡，但却出现库存与进口同步增加的新现象，品种结构、品质结构失衡问题突出。第四种状态是“总量不足、品种分化”。受供需两端变化影响，我国粮食供需格局正在向这种状态转变。据测算，2018年全国粮食消费量约13600亿斤，产量13277亿斤，产不足消约323亿斤；在总量不足的同时，不同品种的产消平衡状况出现分化，稻谷和小麦产大于消分别约为711亿斤和518亿斤，玉米和大豆产不足消分别约为590亿斤和1600多亿斤。    

未来15年，“总量不足、品种分化”的格局将进一步凸显。    

第一，粮食总量缺口将逐步扩大。据我们测算，我国粮食总需求将在2029年达到8.54亿吨的峰值，比2019年的国内产量高出1.9亿吨，考虑到2019年我国粮食净进口量已达到1.03亿吨、净进口畜产品折粮食约0.2亿吨，未来仍有0.67亿吨的缺口需要通过增加国内粮食生产或增加进口粮食、畜产品填补。    

第二，口粮过剩与饲料粮不足并存。我国稻谷消费峰值已过，人口总量的增加不足以对冲人均消费量的下降，稻谷消费总量已出现下降。以2018年为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稻谷消费量分别下降3.6%和9.6%，稻谷需求总量下降3.8%。小麦消费增量下降，2018年全国小麦消费仅增加40多亿斤，即将迈过消费峰值。玉米经历了连续多年的产大于消后，已于2017年起出现产不足消，未来随着饲用消费的增长，缺口将会逐步扩大。大豆的消费量和净进口量也将继续增长。对产大于消的稻谷和小麦，为确保口粮绝对安全，短期内难以在“减量提质”上形成共识；对产不足消的玉米和大豆，未来会加大增产导向型政策实施力度，但产量增长难以赶上消费增长，需要增加进口。这将是未来我国粮食供求格局的新常态。    

第三，畜产品产消缺口趋于扩大。在饲料成本高、转化效率低的格局下，我国主要畜产品国内价格高于国外价格的幅度将逐步提高，进口增长的压力将越来越大。以奶类为例，我国奶类产量于2008年超过3200万吨后长期处于徘徊状态，奶类消费增长基本被进口增长占领。我国乳制品折原料奶的净进口量，已从2008年的60万吨，增加到2019年的1500多万吨。随着中国—新西兰、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相关条款的落实，未来乳制品净进口规模还会继续扩大。    

（四）农户兼业化、农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将更加突出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迄今我国农村就业、收入、人口领域的结构性、趋势性变化已较为明显。从农户就业和收入看，非农化程度已达到较高水平。2019年，全国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工人数达到28961万人，约占全国从事二三产业农民工人数和全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和的59.8%。这意味着全国已有约六成农村户籍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就业。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家庭经营、财产性和转移性纯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为22.4%、71.4%、2.6%和3.6%。2020年，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经营、财产和转移收入所占比重分别为40.7%、35.5%、2.4%和21.4%。2020年与1995年相比，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提高了18.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农民人均可支配转移收入中包括外出务工人员寄回或带回的收入，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提高的幅度更大。从乡村常住人口构成看，老龄化程度已超过城市和镇水平。全国城市、镇、乡村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从2010年的11.47%、12.01%和14.98%，提高到2018年的15.8%、16.61%和20.46%；同期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从7.68%、7.98%和10.06%上升到10.36%、11.07%和13.84%（见表1）。从农村户籍人口居住地看，常住地与户籍地分离导致的村庄空心化已较为普遍。据对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2016年底，全国79%的行政村呈现人口净流出，其中净流出人口占户籍人口比重不低于5%的空心村比例为57.5%，其空心化率为24%（李玉红、王皓，2020）。2019年底，全国按户籍地统计的农村人口为77870万人，而按常住地统计的乡村人口为55162万人，这意味着全国约有22709万人离开农村户籍所在地，占农村户籍人口的29.2%。不同地区、不同年段人口外出比例差异明显（见表2）。总体而言，欠发达地区村庄空心化程度已达到更高水平。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皖记沟行政村为例，已有约2/3的农户不在村里常住（见表3）。    

未来15年，我国农村就业、收入、人口领域的结构性、趋势性变化将会发生更加剧烈的演进。    

第一，农户分化程度将会继续提高。据全国农村经营管理系统统计，2018年全国27325.3万户汇总农户中，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户所占比重分别为63.7%、18.1%、8.7%和9.6%。未来15年将有两种力量影响农户分化走势：一方面，随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土地流转比率提升，有利于部分小农户发展成为专业农户和家庭农场；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提高小农户经营农业、特别是发展粮食生产的便利程度，退出城市就业市场、返乡务农的高龄劳动力将会增多，使小规模兼业农户长期存在下去。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未来我国农户将分化为以经营租赁土地为主的家庭农场、以经营自家承包地为辅助收入来源的兼业型小农、以经营自家承包地丰富老年生活为主要目的的休闲型小农、以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主的服务型专业农户。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代际分化问题将更加明显。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如果以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为界，此前出生和此后出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在人生经历、价值取向、行为特征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的两代人。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后新增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多直接进入非农就业，没有务农经历，在对土地的依赖和对乡村的眷恋程度、对城市的适应能力等方面与其父辈截然不同。还要看到，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前出生的存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目前最年轻也在40岁左右、大多数超过60岁，他们中的部分人已退出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市场，其他大部分人在未来15年也将陆续退出，包括新生代农民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新生代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占比重将急剧上升。两代人的行为分化、占比消长，将对农村土地制度、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和城市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等带来越来越直接的挑战。    

第三，乡村人口占比继续下降、老龄化水平快速上升。未来1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继续提高，多数人认为2035年将达到70%左右，乡村人口占比在2020年基础上还将下降近10个百分点。由于从乡村到城镇的人口迁移以年轻一代及其子女为主，未来15年乡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会继续快于城市和镇。据预测，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033年左右将突破30%，2050年将达到38%左右；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在2034年左右达到1.54亿人的峰值，2038年左右下降到1.5亿以下，2043年下降到1.4亿以下，2050年下降到1.28亿左右（林宝，2015）。在乡村人口继续向城市迁移的同时，未来城市创新创业人群、向往田园生活人群、高龄农民工、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从业者也将向乡村迁移，呈现人口城乡双向流动新格局。    

第四，村庄空心化问题将长期存在。拥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乡村人口持续向城市迁移，将导致大量农村户籍人口居住地和户籍地分离，相应产生大量空心屋、空心村。通过“合村并居”解决空心村问题，易招致行政强制和部分村民的反对。通过空心屋退出和复垦复绿、改善留守户人居环境等途径以解决空心村问题，需要较大资金投入。受此掣肘，未来15年大部分地区的村庄空心化问题将始终存在。    

 

文章转自：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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